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看过许多次的云,喝过许多种类的酒,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

如果要评选民国最美情话,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这句话绝对可以名列前茅。

提起他们之间的爱情,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那些信,从第一封到最后一封,那些滚烫而真挚的情话,即使是今天读来,仍然令人动容:

“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,你这不幸是同我的生命一样长久的”;

“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,带在你臂上如戳记。我念诵着雅歌来希望你,我的好人”;

“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,使人只想下跪,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,距离得那么远,我日里望着,晚上做梦,总梦到生着翅膀,向上飞举。向上飞去,便看到许多星子,都成为你的眼睛了。”

在信中,他叫她三三。三三,三三,多么温柔的称呼,温柔得像一声叹息。写信的人和读信的人都已不在了,凭着这些信,他和她的爱情成了一个最动人的传说。

三三在他的信中永远不会老去,一如他初见她时的模样。

沈从文遇见张兆和时,她还只有十八岁,正是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。她皮肤有点黑,据说年轻时挺漂亮,所以有个外号叫“黑牡丹”。

我见过她拍摄于1935年夏天的一张照片,老实说容貌并不出挑,在家里人的眼里,这位三小姐“皮肤黑黑的,头发剪得很短,像个男孩子,身材壮壮胖胖,样子粗粗的,一点都不秀气”。

“一点都不秀气”的兆和是如何打动沈从文的呢?据他们的儿子沈龙朱回忆说,一次沈从文看见张兆和在操场上边走边吹口琴,走到操场尽头,张兆和潇洒地将头发一甩,转身又回走,仍是边走边吹着口琴,动作利索,神采飞扬,让人心动。

沈从文喜欢“小兽”一样充满活力的女子,也许正是这一瞬间,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张兆和一下子抓住了他的心。

做为老师的他开始展开对这位女学生的追求。当时张兆和追求者众多,不少男生给她写情书,她把这些情书编为“青蛙1号”、“青蛙2号”、“青蛙3号”……看完就放在抽屉里,也不回。收到老师沈从文的信,她愣住了,看完后还是没有回。二姐张允和见了取笑说,这大约只能排为“癞蛤蟆13号”。

沈从文的情书攻势一发而不可收拾,张兆和的沉默不仅没有让他退缩,反而越战越勇。爱情本就让人卑微,在大家闺秀张兆和面前,“乡下人”沈从文口口声声称,只愿做她的奴隶:

“莫生我的气,许我在梦里,用嘴吻你的脚,我的自卑处,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,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。”这样的卑微,连自尊都不要了,可是爱情来到的时候,谁还在乎自尊呢。

除了写情书外,沈从文还动用了其他招数,比如去张兆和的闺密面前哭诉他的一片深情,甚至扬言说,如果她坚持拒绝他,他就只有两条路可走,一是刻苦向上,一是自杀。

这样近于死缠烂打的追求不仅没有打动兆和,反而让她感到厌烦。张家四姐妹中,元和深情,允和活泼,充和淡定,兆和则相当理性。这和她的成长环境有关,她是家中第三个女儿,并不得宠,前面有两个姐姐,后面还有一串弟弟妹妹,从小就是在较为被人忽视的环境中长大的。带大她的保姆朱干干总是教她为人要本分知足,她由此形成了冷静务实的性格。

所以对沈从文的情书攻势,她实在是烦透了,于是跑到校长胡适那里去告状。胡适是个和事佬,一心想撮合才子佳人,劝她说:“他顽固地爱你!”张兆和不客气地回答说:“我顽固地不爱他!”

胡适闻言愕然,只得给沈从文写信说:“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,更不能了解你的爱,你错用情了。你千万要坚强,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。此人太年轻,生活经验太少……故能拒人自喜。”

不得不佩服胡适的眼光,她的确不了解他,也欣赏不了他。信中提到的拒人自喜四个字虽然未免刻薄,但张家三小姐把追求者们的情书用“青蛙N号”来编号,实在是有点过分了。

沈从文这个湘西人,看起来斯文温和,其实骨子里一腔湖南人的热血和蛮劲,认准的事九头牛也追不回。张兆和的拒绝,他不管,胡适的劝解,他也不听,仍然一个劲地用情书轰炸意中人。他还是挺为她着想的,在情书里还叮嘱她不要因为干扰荒废了学业,弱弱地说一句,他难道没有醒悟到最大的干扰来源是谁吗。

在他自己都快要绝望的时候,张兆和紧闭的心扉居然被炸开了一道缝,对人说:“自己到如此地步,还处处为人着想,我虽不觉得他可爱,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。”

沈从文特意去苏州看她,张家人对他挺友好的。二姐允和对他印象挺好的,叫他到家里来玩,还劝妹妹去旅馆看他,后来提起这段往事,允和也笑称自己是“媒婆”。兆和的弟弟们也特别喜欢他,因为他会讲故事,五弟寰和用自己的零花钱为他买了瓶汽水。沈从文暗暗感激,后来写《月下小景》时还特意郑重其事地标明为“张家小五”辑自某书。

兆和最终选择接受沈从文,固然是由于“他的信写得太好了”,也离不开家人的推波助澜。

在苏州住了一阵后,沈从文带着眷恋和希望离开了,临走前特意叮嘱兆和:“如爸爸同意,就早点让我知道,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。”允和帮他向父亲提亲,得到许可后,赶紧给三妹夫发了个电报,上面只有一个“允”字,一语双关,既是同意的意思也是发信人的名字。兆和生怕她的沈二哥看不懂,偷偷又发了一封电报给他:“乡下人喝杯甜酒吧!”

这场持续了四年的苦恋,终于通向了婚姻。在新婚之初,沈从文和张兆和一起啜饮着爱情的甜酒,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。

结婚没多久,沈从文就回了一次湘西老家。对于一般人来说,分离意味着痛苦,可对于他们来说,分离带来的甜蜜也许要甚于痛苦,原因很简单,一分开他们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写情书了。而只有在信里,他们的爱情才能够保持着火一般的炽烈。

沈从文照例称她三三,张兆和平生第一次露出女孩子的娇态,亲昵地称他二哥,在信里担忧地说:“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,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?”沈从文则回信安慰她说:“三三,乖一点,放心,我一切好!我一个人在船上,看什么总想到你。”

出现在信中的两个人,完全是一副昵昵小儿女之态。谁能够想到,一个是知名的大作家,一个是稳重的大小姐。爱情,就是有这种魔力,可以让再坚硬的人也能呈现出柔软的一面来。

可惜的是,婚姻除了写信和看信之外,还有太多实际的问题要解决。

回顾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姻生活,像上文中出现的甜蜜时光并不多见。和信中永存的爱情相比,他们的现实婚姻其实并 不完美,甚至可以说是矛盾重重。

他们婚姻中的首次危机出现在北京沦陷后。沈从文一路南逃,而张兆和带着孩子们留在了北京。两个人保持通信,这次不是说情话,而是在信中争执。沈从文想让张兆和南下,而张兆和则坚持留在北京,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,沈从文的作品太多不方便带走。这些理由,说服不了读者,更说服不了沈从文,要知道,战火纷飞中,有什么比得上一家团聚更重要?当时文人大多举家南逃,留在孤城北京,换谁也不放心。到最后,沈从文火了,去信质问她:“你到底是爱我给你写的信,还是爱我这个人?”

这场争执,最后以兆和带着孩子南下告终,两人总算团聚了。但裂缝已经出现,并随着时间对婚姻的磨蚀而日渐扩大。

他们两个人原本就是不同的两类人,一个出身于湘西乡下,一个出生于合肥名门,性格、气质、爱好都迥异。以爱好来说,沈从文爱听傩戏,这种咿咿呀呀的野调在张兆和听来根本入不了耳,她爱听的是昆曲。沈从文喜欢收藏古董文物,张兆和对他这个爱好不以为然,说他是“打肿了脸充胖子”,“不是绅士冒充绅士”。沈从文爱结交朋友,有时也干些仗义疏财的事,张兆和整天都在为家里如何生活发愁,对此更是气恼不已。

写到这里,不禁有一个疑问,张兆和到底爱沈从文吗?我想,一开始是坚决不爱的,后来慢慢被他打动了,嫁给他后,应该还是爱他的。兆和性格本就冷静理性,她对沈从文的爱,更多的是在尽做妻子的本分,始终少了一点激情。她对婚姻的期待也同样务实,不过是希望两个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,不要太拮据,也不需要什么浪漫。

这本来没有问题,问题在于她嫁的人是沈从文。沈从文一身的诗人气质,对爱情、对婚姻有着更多的憧憬,他期望婚姻在相濡以沫之外,还能有灵魂上的相知相惜,他当然不满足于婚姻中仅仅只有平淡的亲情。

所以,当张兆和在为柴米油盐之类的问题指责他时,他仍然沉迷在感情生活之中。他们这个时期的信完全是鸡同鸭讲:一个抱怨钱不够用,一个指责她不够爱他。对于这段婚姻,他们投入的感情不对等,期望值也不一样。

从张兆和的表现来看,她的确是不够爱他的。她连他写的故事也不喜欢读,挑剔他信中的错别字,她甚至对他的稿子看不过眼,忍不住去改动里面的语法。殊不知,沈从文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文中的野趣,她对他,始终是不欣赏的。

沈从文呢,与其说爱张兆和,不如说爱的是心目中向往的一个幻影。婚后,三三成了他小说中一系列人物的原型,比如说《边城》里的翠翠,《长河》里的夭夭,还有《三三》中的三三,都是皮肤黑黑的,活泼俏丽,小兽一样充满生命力的女子。把张兆和与小说中的女孩子一对比,就会发现,她们其实只是形似而已,兆和为人太过务实,身上缺乏翠翠们生命的热度,没有那种爱起来不管不顾的劲儿。

对婚姻的失望一度曾让沈从文在婚姻外寻找安慰。

让他动心的那个人叫高青子,一个喜欢写小说的文艺女青年,对沈从文充满了崇拜。她在沈从文的老乡熊希龄家里做家庭教师,两人得以相识。一次,沈从文去熊家,高青子特意穿了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,还在衣角袖口染了一点紫,这样的打扮是脱胎于沈从文一篇小说中的女主角。她的聪慧深深触动了沈从文。

沈从文坦承,自己是一个“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,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”的男子,他对这段情史也并没有刻意隐瞒。那段时间,他常常出入“太太的客厅”,还特意为此跑去向林徽因倾诉,后者开导他说,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,你要学着自己慢慢去化解。

张兆和对此很生气,为了挽回他们的婚姻,亲友们甚至给高青子介绍过对象。半个世纪之后,她提起来还耿耿于怀,不过她很公道地评价说,高青子长得很美。

1946年,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创作同名小说《主妇》,借此书对妻子忏悔,他在书中说 “和自己的弱点而战,我战争了十年。”

可能很多人都会因此指责沈从文是渣男,我只想说,在漫长的婚姻过程中,厌倦、争吵甚至出轨都是很难避免的事情,如果单以一次出轨来论人品,那未免把人性想得太单纯了。

这次出轨事件只是他们数十年婚姻中的一次考验,更多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。

进入新时代后,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分歧越来越明显。沈从文是顽固的理想主义者,美是他的宗教,除此外他并无信仰,也绝不愿意抛弃自己信仰了小半生的东西;张兆和则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,属于那种适应性强、弹性较大的人。当她穿着列宁服,积极向新时代靠拢时,他却停滞不前,拒绝接受变化。

以前,他还可以遁入创作之中,可那时,他的作品被批评为“桃红色文艺”,而根正苗红的作品都要为新社会唱颂歌。既然不能再为自己写作,不能再用他觉得有意义的方式写作,那他宁愿搁笔。这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为自己选择的抗争方式。他总是那么顽固,顽固地忠于自己的心。

没有人理解他的顽固,包括他的家人。那段时间,沈从文孤立无援,被大学生贴大字报,被老友们孤立,被发配去扫女厕所,因为抑郁症一度住进了精神病院。张兆和却适应得很好,后来还当上了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辑,她和两个儿子都无法理解沈从文,他的儿子回忆说:“(当时)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,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,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,你得个神经病,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!”

有那么几年,沈从文和家里人分居两室。每天晚上,他到张兆和那里去吃晚饭,然后带回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去住处吃。那几年的冬天,可能是他生命中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天了吧,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,他开始将精力从写作转移到学术上,一个人就着冷饭馒头,埋头进行学术研究。他的家就在咫尺之外,究竟是什么让他不愿意回家?

这个时候,他是否会想起胡适当年所说的话,“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,更不能了解你的爱,你用错情了。”

即使是在生命中最灰暗的时期,他仍然坚持给她写信,写给他心中的幻影,他的三三、小妈妈、小圣母,他的乌金墨玉之宝。不管她爱不爱看,能不能理解,他只顾写,他在信中说:“小妈妈,你不用来信,我可有可无,凡事都这样,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,一切和我都已游离。”

这样的字句,令人不忍猝读。他并不盼望她的来信,因为在写的过程中已经得到安慰。

关于信的故事,张允和在《从第一封信到底一封信》里提到:“1969年,沈从文下放前夕,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,“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,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:‘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。’他把信举起来,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—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,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。”

那一刻,他怀念的不是相伴了数十年的妻子,而是多年前提笔给他回信,又温柔又调皮的那个三三。

沈从文去世后,张兆和致力于整理出版他的遗作。在1995年出版的《从文家书》后记里,她说:“从文同我相处,这一生,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?得不到回答。我不理解他,不完全理解他。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,但是,真正懂得他的为人,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,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。过去不知道的,现在知道了;过去不明白的,现在明白了。

“太晚了!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,不能发掘他,理解他,从各方面去帮助他,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!悔之晚矣。”

她不是不爱他,她只是忘了去懂他。等到终于懂得的时候,他已经离她而去。

一切都太晚了,几年后,张兆和因病逝世,死前已认不出沈从文的画像。

  ——摘自豆瓣